您的当前位置: 首页 >> 刑事辩护 >> 文章正文
正式民警带领下的协警符合妨害公务罪主体  
阅读选项: 自动滚屏[左键停止]
作者:  来源:  阅读:
案例1、协警执勤属公务 妨害公务法不容

  [案情回放]

  2014年6月4日上午,沁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杨廷道、辛金有和协警王政按照大队统一安排在沁阳一路口设卡执勤,对违章车辆予以检查处理。被告人张丹丹驾驶报废车辆经过路口,被三人拦停。王政要求其将车辆熄火并出示驾驶证,张丹丹拒不服从指令,当王政将头及手伸进车内意欲拨掉车钥匙时,张丹丹强行闯过关卡,驾车快速前行。王政被拖行数百米后摔倒在地上,造成伤害。一审法院判决张丹丹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丹丹不服,上诉至焦作市中级法院要求改判其无罪

  。

  [庭审现场]

  张丹丹上诉称,自己当时不明知对方在执行公务,而且王政的身份为协警,将协警拖行并致伤不属于妨害公务。

  焦作中院二审最终作出刑事裁定:驳回张丹丹的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析案]

  这是一起驾车冲闯关卡,将受聘于公安机关、正在执行公务的协警拖行并造成身体伤害的刑事案件。

  本案确实、充分的证据能够证实杨廷道、王政等三人在执勤、查处车辆时身着警服,张丹丹驾车经过,王政示意其停车并要求查验驾驶证时,张丹丹拒绝配合并将王政拖行数百米,致王政身体受伤。张丹丹认为自己不具有妨害公务罪的主观故意没有证据予以支持,与本案事实不符。

  根据刑法规定,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本案当中,王政虽然系协警身份,形式上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是其受聘于公安机关,所从事的活动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具有执行公务性质,属于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立法解释在认定渎职罪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方面,注重从“公务”实质意义角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予以了扩张解释,显然是淡化了编制、身份等内容,而该解释也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结合该解释的精神,将本案协警随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同执行公务认定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并无不当,亦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张丹丹的行为符合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准确,焦作中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了维持,张丹丹最终要为他的冲动付出承担刑事责任的沉重代价。

  案例2、正式民警带领下的协警符合妨害公务罪主体

  本案案号:(2014)沪松刑初字第1154号

  案例编写人:王宇展、徐世亮、孙建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来源:上海法院网

  裁判要旨

  妨害公务罪关注的重点在于公务是否受到妨害,而非公务主体是否受到妨害,联防队员虽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其协助警察执法的行为属于公务行为。

  案情

  2014年1月12日晚,被告人王文海酒后驾车载被告人单华梅至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遇到民警带领联防队员临检酒驾。经酒精测试,初步确定王文海系酒后驾驶。民警、联防队员拟对王文海作进一步检查。王、单二人试图逃逸,并以拉扯、踢打、撕咬等方式阻碍执法。其间,王文海咬伤联防队员赵某左手拇指,致其受轻微伤。后单华梅被控制并被传唤至派出所。王文海于次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裁判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文海、单华梅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均已构成妨害公务罪。被告人王文海有自首情节,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单华梅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文海、单华梅能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妨害公务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文海有期徒刑十个月,判处被告人单华梅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亦未提出抗诉。

  评析

  联防队员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给本案的认定制造了一些迷惑。显然,如果王、单二人致伤的对象是民警,则无疑构成妨害公务罪。反之,如果并无民警参与执法,王、单二人仅仅只是致伤联防队员,则确定不构成妨害公务罪。那么,当联防队员协助民警执法时受到执法对象的暴力侵害,执法对象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呢?对此,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从被妨害的客体来看,妨害公务罪关注的重点应当在于公务是否受到妨害,而非公务执行主体是否受到了妨害。

  立法者在刑法中设立妨害公务罪,当然有出于保障公务执行主体人身安全的考量,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保障公务行为得以顺利完成。其动意在于通过对行为人暴力、威胁行为的规制,保障公务执行主体履职尽责的权威性与效率性等。公务受到妨害与公务执行主体受到妨害是两个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一方面,妨害公务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可以是对执行主体人身自由的限制或者身体健康的伤害,还可以是毁损执行标的、扣押执行工具等。因而,如果妨害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并非公务执行主体,而是与公务相关的其他载体,那么仍然属于妨害公务。例如,毁坏火灾现场正在使用中的消防车辆。另一方面,如果公务的执行主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了外来因素的人为干扰,但这种干扰并非针对公务本身,不会对公务的执行产生不利影响,那么并不构成妨害公务。例如,盗窃正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消防员身上与消防无关的财物。因而,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仅仅单纯地考察执行主体是否受到妨害,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结论,只有全面聚焦公务行为本身,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进而实现立法者设立妨害公务罪的初衷。

  2.从公务的执行主体来看,协助警察执行公务的联防队员与警察具有“一体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和区别看待。

  联防队员与警察之间这种临时的“一体性”是以酒驾临检这项具体的公务为纽带来维系的。二者执行的是同一项任务,虽然这项公务可以包括拦停车辆、检查证件、酒精测试、现场警戒、控制行为人等多个环节或多项内容,但各项具体内容均属酒驾临检这项公务的组成部分之一,公务的整体性不可分割,在这里有且仅有一项公务。如果将联防队员的行为与警察的行为分开来看待,认为妨害警察的行为是妨害公务,而妨害联防队员的行为不是妨害公务,这就人为、机械地割裂了酒驾临检这项公务的整体性。公务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联防队员与警察之间身份上的“一体性”。酒驾临检的公务属性以及联防队员的非公务身份决定了联防队员不能独自、独立地行使酒驾临检这项公务,而只能协助警察执行。因而,联防队员的协助行为具有依附性,依附于警察的行为而成为公务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并不具有独立评价的意义。

  3.联防队员的参与,并没有改变酒驾临检行为的公务属性。

  不妨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中几类公务的执行主体统称为特定主体。诚然,公务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特定主体来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中的任何一项事务都必须由特定主体亲力亲为,易言之,因种种原因使然,完全可以将公务中的某些非关键性具体事务交由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人员实施,由其协助特定主体履行职责。在此情形下,公务的属性并不因为其中某项或某些具体事务非由特定主体实施而发生改变。就酒驾临检而言,当联防队员与警察一起执行该项任务时,这种履职行为仍然属于公务。如果受到外来人为因素的干扰与妨碍,无论这种干扰与妨碍针对的是联防队员,还是警察,抑或是其他对象或载体,说到底,都是妨害酒驾临检这项公务的执行,都属于妨害公务的行为。

  案例3、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协警员执行公务构成妨害公务

  来源:信阳法院网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20日上午9时许,罗山县交警大队协警闫某、康某协助交警胡某在312国道伍家坡中队门口执行公务检查车辆时,车牌号为豫S18379号面包车因为车辆未年检闯关向东逃逸,协警闫某与康某于是驾驶警车追至某路口时将豫S18379号车拦停,协警闫某要求驾驶员甘某(信阳某电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行车证,此时甘某车上下来几名男子(均为信阳市某电厂职工),见闫某系协警便对闫某进行围攻辱骂,其中司机甘某多次推拉闫德强,同车乘坐人余某抢掉协警闫某胸前执勤仪,并用拳头打闫德强胸部两拳,后余某又抢走闫某手持的执法记录仪放在地上。协警闫某身体损伤后鉴定为轻微伤。

  主要争议问题

  本案在审查逮捕阶段,对甘某、余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认识分歧,主要有以下观点:

  观点一:协警属于协勤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无任何执法权。因此甘某、余某虽然使用了暴力、威胁手段,客观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后过,但是其所侵犯的对象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活动”,因此两人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理由如下: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主要包括:依法正在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会员三类人员依法执行的公务活动,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高检发释字[2000]2号批复中明确: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显然本案中协警人员的身份上来讲并不属于以上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范畴,若将本案定性为妨害公务那就从一定程度上承认协警人员拥有一定的执法权,而执法权是需要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而协警的定位应该是“勤务人员”,没有任何执法权,如此认定未免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疑。在法无明文规定之下,不将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范围扩大是有理有据的。

  观点二认为从案件整体情况来看,从形式上看协警闫某、康某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其受聘于行政执法机关,完成聘用单位指派的工作,实际上行使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职权和职责。因此甘某、余某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其执行公务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

  此观点在实践中被大多数地方法院所采纳,即以协警员是否在“从事公务”来衡量判断。但问题随之而来,实践中所谓“公务活动”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举例来讲,在民警带领协警人员共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如协警人员被妨害执法的,检法二家一般支持定性为妨害公务,而在协警队员单独执行任务遭到反抗妨碍而受伤的情况下,能否以妨害公务定性则存在较大争议。还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在《关于治安联防队员在执行任务时受到不法侵害对侵害人能否按“妨碍公务”处理问题的复函》:“治安联防队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人身、财产受到不法侵害,侵害人构成哪种罪,就按哪种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宜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可以将“侵害正在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作为一个量刑时的情节予以酌情考虑”。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但是应当将协警员所从事的“公务活动”限定于“在正式民警带领下协助民警执行的公务活动”。理由如下:

  根据公安部2009年1月1日下发执行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规范》第五条规定可以在交通警察的指导下从事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违法行为等活动:同时豫公通(2009)72号,《河南省交通协管员管理规定》交通协管员可以在交警的指下可以从事协助查车等行为。本案中协警员闫某、康某系县里统一招聘后分至县公安局的工勤人员,没有正式编制,工资由财政资金保障。是经过培上路执勤协助民警工作的行政辅助人员,没有执法权,具体到本案中可以将闫某、康某定性为交通协管员。因此其在正式民警带领下从事的以上行为有据可依且未违法应当被理解为依法执行的公务活动。

  在法无明文规定之下,不将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范围扩大也是有理有据。但是因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超出民警人数一倍多的各类协警人员因囿于“身份”,其从事公务的行为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既不利于维护协警人员的执法权益,也不利于保障国家机关正常的公务活动。因此将在民警带领下实质上依法从事公务活动的协警人员纳入妨害公务罪的保护范围很有必要。

  具体到本案中若协警闫某、康某能够证明自己是在正式民警带领、指导下从事的公务活动而非单独上路“执法”的话甘某、余某行为则涉嫌妨害公务。

】【关闭窗口
    站内搜索
 
    点击排行
·潍坊市看守所地址及概况
·潍坊及各县市区清欠办电..
·潍坊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及..
·山东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
·青岛各劳动仲裁委地址及..
·2016年潍坊市在岗职工月..
·2017年潍坊市在岗职工月..
·寿光市各政府机构办公室..
·潍坊高新区法院地址及电..
·潍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出..
设为主页  |  收藏本站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